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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边区民主参议会里为何甘居少数?‖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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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3 10:3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导言:抗战期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彻底的民主制度,实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选,让文盲、贫农、中农、士绅和妇女均能参政议政。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特权制的苗头,但中共通过“三三制”原则团结各阶层,最大限度地吸引了民众的支持。1941年11月6-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本次会议,到会议员219人,其中,共产党员123人,民主党派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这是陕甘宁边区推行议会民主的第五个年头。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宣布将在陕北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当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民主选举也在全边区启动。数年间,边区民主政治发展良好。其中,尤以边区参议会最为时人称道。在边区各级议会,共产党议员并不占据多数;在有些地方参议会,中共参议员只占总人数的两成。另一方面,贫农和中农,成为议员主力,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能积极参政议政,良好履职。与此同时,妇女及开明士绅、地方帮派势力等,也是中共积极团结的对象。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Selden)认为,通过一系列积极措施,中共巧妙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的对接,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特权制的苗头,但与“国统区”和“沦陷区”比较而言,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相对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团结。这样的制度优势,使得一度弱小的中共不但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最终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共在边区实施民主制度,甘居少数派1937年2月,抗战爆发前,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迅速完成抗战准备,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将原来在陕北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这是一次在政权建设上走出苏维埃模式的重大决策。经与国民政府多次谈判后,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边区改制正式实现,民主选举也在全边区随即启动。毛泽东指出:今后边区政府将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陕甘宁边区选民参加普选。基层参议员的选举采取普选一人一票的方式。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但就民主制度的推行而言,1941年对边区同样意义重大。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获得通过。《纲领》提出,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要有工农代表,还要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最终使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三制”。尽管共产党对边区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但在各级机关的人员占比上,共产党员却成了实实在在的少数派。陕甘宁边区的议会分为乡参议会、县参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三级。从总体上来看,共产党议员在县级参议会中所占有比例明显比乡参议会高。举例言之,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时期,延川县参议员99人中有共产党员45人,清涧县参议员138人内有共产党员54人。另一方面,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时期的统计,延安县共有1291个乡参议员,其中共产党议员有546人;绥德共有乡参议员2889人,其中共产党议员仅占26%;在清涧的乡参议员中,共产党议员只占20%。在部分县级参议会中,非共产党参议员的人数比例,大大超过了共产党员的比例。特别是一些新解放的地区,更有不少国民党员被选为参议员。如陇东分区的合水县,1941年选举的参议员中,共产党议员仅占19名,而国民党议员和其他无党派议员则有29名。参议员里贫农、中农占比超七成,文盲议员积极履职蒙恒吉是陕甘宁边区赤水县(今陕西淳化县)农民,1941年,48岁的他当选为赤水县参议员。蒙恒吉对边区生活热情极高:“咱那哒自从变成边区,给人把福可享咋啦。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地方也平静。”蒙恒吉虽不识字,但他参政议政十分积极。在担任县参议员期间,蒙恒吉参与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筹建交易市场:“前年开会回去,大伙商量着在十里塬立了个集市,组织了个委员会,凑了四五千元,线上清了个经纪。关照大伙,管你卖牲口不卖牲口,粜粮食不粜粮食,到日期你把粮食驮上,到集上来,东西卖了,你有了周转,卖不了的,委员会就把小户的粮食买下,盐抬下,想办法到淳化街上换些法币来,再在下集活动,这样咱边区出产不就出去啦?”集市办得很成功,国统区的“友区老百姓也偷着来”,蒙恒吉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蒙恒吉做的第二件事,是筹办学校。“今年个,我村里办民办学校,也有我哩。我二哥是学校的管理员,筹款却是我办的。我来的时候,已经筹好了13石多麦,开铺子呀。转换着够先生开销,就不用每年再另筹款了。30多个娃,我村上这些年没断过学校。不过从前先生是县上派的,先生自己背上行李来,连管理员也寻不着,管饭也管不好。现在先生来派牲口接,回家派牲口送,天天吃饭菜做的美美的。民办大家都操心。县上到时候来看看。主要就是把娃教好嘛。”蒙恒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参议员却履职得很好。在陕甘宁边区,贫农和中农是参议员的主体。以1941年的第二届参议会为例,县参议员中贫农和中农占了72%。这与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构成是相符的。在陕甘宁边区,农民占人口的比例在90%以上。中共积极团结开明士绅和地方帮派势力士乃中国传统社会四民之首。乡绅阶层的存在,对稳定地方社会意义重大。有鉴于此,边区政府对开明士绅同样采取了团结的态度。在县参议员中,地主绅士所占比例,相对要多一些。1941年,在边区20个县的所有参议员中,地主绅士所占比例约为10%左右。在新解放的地区,这种情况体现得更明显。在绥德县参议员成分中,地主22人,富农36人,商人12人,中农60人,贫农69人,雇农7人,共206人。毛泽东在其名篇《为人民服务》中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李鼎铭由此成为近几十年来,最广为人知的开明士绅代表。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中,李鼎铭也是中共团结各阶层民众的典范。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人,兼通经史子集和医学,曾撰写《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1941年,61岁的李鼎铭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正是在1941年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李鼎铭联合数名参议员,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该提案主张: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情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人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这份提案引发了参议员们激烈的讨论,一些参议员对提案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质疑李鼎铭出此提案的动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李鼎铭,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讨论会上,毛泽东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意见提出反批评。“精兵简政”提案最终以一百六十五票多数获通过,并被当作本次大会最重要的决议,通令各级政府“严厉执行,不得有误”。在这次大会上,李鼎铭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担任公职期间,除了提出“精兵简政”建议之外,对边区的文教和卫生事业也做了诸多推进。在此期间,李鼎铭同毛泽东、林伯渠等人关系非常融洽。毛泽东患有风湿病,天阴时全身疼痛,李鼎铭则用中医推拿按摩的方法为其治疗。毛泽东对李鼎铭也十分尊敬,称呼他为鼎老。除李鼎铭外,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绥德县县长霍祝三、米脂县务委员会主任马继棠等人,也都是开明士绅的代表。中共不仅积极团结开明士绅,对于地方帮派势力,如反清的哥老会,中共也同样积极争取他们参政议政。靖边县副议长白文焕,就曾是西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白文焕积极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曾亲笔修书劝说逃到“友区”的绅士刘玉江、陈国宾、杨生旺、冯捷山等10余家返回边区。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白文焕多次向政府献粮献物,支援前线。边区选举出二千多名女议员和一位女县长1941年6月23日,陕甘宁边区《解放日报》报道了这样一件趣事:在1941年6月志丹县的选民大会上,县长赵玉文报告工作说:“尔个(指现在)闹民主,是要老百姓来管理,监督自己的政府,选举自己佩服的人来做政府工作。所以我今天向你们报告工作,你们可以批评批评,检讨出些经验教训……”讨论县长工作报告时,中年农妇吕迎祥站起来说:“我第一个要批评县长和保安科秘书一样,常和婆姨矛盾,不讲亲爱,我看这没有起模范。还有,第二是县长的婆姨和保安秘书的婆姨,一天到晚酸醋样骂架子,和老百姓婆姨发生无原则的纠纷,我看这也没有模范。我建议我们女议员要提一条夫妻亲爱、妇女团结才好……”吕迎祥的一席话,引来在场选民阵阵笑声,县长也只是默默点头。吕迎祥所言,卑之无甚高论,未必能说明女权张扬。但是,农妇吕迎祥在选民大会上自由发言这件事,本身即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透过这现象,可以窥见边区妇女地位和参政议政积极性之一斑。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此后,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之前,中共大力动员妇女参加选举运动。1941年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是选举出妇女参议员最多的一次。在这年的县、乡选举中,共有167名妇女当选为县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参议会议员,17名妇女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尽管基层妇女参议员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但是边区的妇女运动确实切实提高了妇女地位,保护了妇女权利。1941年10月,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女县长。1941年11月,她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重庆《新华日报》说:“年青的女县长邵清华女士,到任之后,处理了几个案件,在市镇向群众讲了一两次话,不久就威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特权文化萌芽中共在边区推行彻底民主政治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任何改革,都很难一步到位,难免要伴随着各种问题与遗憾。1940年6月,作家萧军第二次赴延安,随后在延安生活了6年。关于当时边区的政治生活,萧军在日记中记载颇多。其中,也包括边区政治生活中,一些鲜少为后人所知晓的面相。萧军注意到,当时延安的等级文化十分严重。这里开始流行“谄上”风气:“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萧军认为,这是“新兴的官僚主义”。有一次,萧军到河西山谷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他不禁联想:“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萧军还注意到,一位杨姓中共干部,“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首长享有特权,老百姓其实颇有看法。有段时间,萧军自愿离开延安,到二十几里路外的农村生活。他深切感受到,当地居民只有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而没有权利的享受,更谈不上文化、卫生、教育等。萧军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只感到‘谁做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他还发现,“这里人民和政府并不是统一的,政府在观念上还把人民看成一种陪衬者。”他说:“这里只有组织力量,行政力量,毫没有个人力量……。”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当时,中共在边区推行的致力于民主、平等和公平的政策,还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Selden)在其《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认为,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普遍选举和“三三制”政治改革,集中体现了“民主”诉求,大大激发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精兵简政、干部下乡、军队和机关的大生产运动,则集中体现了“平等”的诉求,不仅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危机,而且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干部腐败;抗战前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税制改革等社会经济政策,则集中体现了“公平”原则,为根据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赛尔登还特别指出,通过减租减息、税制改革和互助合作等方式实施的“静悄悄的革命”,应该被视为中共的一大创举,它是传统的“土地革命”方式以外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再分配的合理有效途径。通过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中共巧妙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的对接,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与“国统区”和“沦陷区”相比,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结果,中共不但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最终在全国取得胜利。本文来源于网络编辑:萨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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